裴松之：为《三国志》注入灵魂的注释家
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》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并称为“前四史”，是研究三国历史最核心的正史。然而，后人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那个细节丰富、人物鲜活的三国世界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——裴松之。
（裴松之画像与《三国志注》书影示意图）
受命作注：宋文帝的诏令
公元429年（元嘉六年）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陈寿的《三国志》记载过于简略，于是下诏命时任中书侍郎的裴松之为其作注。裴松之“奉旨寻详，务在周悉”，广泛搜集各类史料，历时数载，最终完成了彪炳史册的《三国志注》。
核心贡献：裴注的四大注释法
裴松之在《上〈三国志注〉表》中自述其注释方法，可归纳为四类，这也是其注本价值远超寻常注释的关键：
- 补阙：对陈寿原著中遗漏或过于简略的重要史实进行补充。例如，对曹魏“屯田制”的详细记载。
- 备异：罗列同一事件在不同史料中的不同记载，供后人辨析。如关于关羽之死、诸葛亮北伐的多种说法。
- 惩妄：对记载中明显错误或荒诞的内容进行辩驳和纠正。
- 论辩：对某些史实、人物或事件进行考证、分析和评论，阐发自己的史学见解。
史料宝库：保存大量佚文
裴松之作注时，引用了超过200种魏晋时期的典籍，包括史书、地方志、杂传、文集、法典等。而这些典籍的绝大部分在后世已经散佚。正是通过裴松之的征引，其中海量的珍贵史料才得以片段式地保存下来，成为后世研究三国乃至魏晋历史不可替代的资料来源。
裴注引书浩繁，主要包括：
- 史部：如王沈《魏书》、鱼豢《魏略》、韦昭《吴书》、多种《晋书》及《汉晋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。
- 子部与集部：如《傅子》、《曹瞒传》、《诸葛亮集》等。
- 杂传与地记：大量人物别传、郡国地志，如《汝南先贤传》、《英雄记》等。
这些被引用的书籍十之八九今已不存，裴注的文献保存价值无可估量。
与传统的训诂、名物解释类注释不同，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独具特色：
- 注文远超正文：许多部分的注释字数数倍于陈寿原文，使注文本身成为一部独立的史料汇编和史评著作。
- 开创“史注”新体例：将注释的重点从字词解释转向史实补充、考辨和评论，极大地拓展了史书注释的范畴和功能。
- 强烈的史学批评精神：裴松之常在注中直接评判陈寿的得失，或辨析各家史料真伪，展现其史学素养。
自问世以来，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：
-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其“网罗繁富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，尚一一见其厓略。又多首尾完具，不似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皆翦裁割裂之文。故考证之家，取材不竭，转相引据者，反多于陈寿本书焉。”
- 现代史学家认为，裴注与陈寿原书已浑然一体，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三国历史的基础。没有裴注，《三国志》的价值将大打折扣。
- 裴注也成为后世文学创作（如《三国演义》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，许多生动的故事桥段最早即见于裴注。
结论：珠联璧合的史学双璧
因此，回答“谁给《三国志》加注释”这个问题，答案就是南朝刘宋的史官裴松之。他的《三国志注》绝非简单的附属品，而是一次伟大的再创造。陈寿的“简”与裴松之的“繁”相得益彰，裴注以海量的史料补充、严谨的考辨和深邃的评论，极大地丰富、深化乃至“激活”了《三国志》的文本。两者珠联璧合，共同铸就了研究三国历史最坚实、最丰富的史料基石，也让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得以如此鲜活、立体地呈现在后世读者面前。